二十三年前，“文革”结束的那年冬天，我爱人临产。当时我在市中心的和平宾馆做中餐厨师，眼看奔三十岁要当父亲了真是又高兴又犯愁。预产期快到了，万一半夜里有情况，我哪儿找车去呀？那年代北京城的出租车很少。我在单位里人缘挺好，司机班长老孙听说了，给我送了“定心丸”，“爷们儿甭着急，给你个电话，媳妇有情况，用‘上海’帮助送医院。”乖乖，单位惟一的轿车就是那辆六成新的“上海”牌轿车。回家跟媳妇一说，她那叫高兴，仿佛已经坐上了轿车。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，我与师哥正在东郊一驻华使馆搞宴会（饭店业务叫“外会”），快收尾了，老孙开着“上海”急火火找我，“爷们儿快上车，送你去妇产医院，你媳妇快生啦！”师哥挺着急，催我赶快走。我钻进“上海”，老孙一踩油门，直奔市区。老孙技术好，虽天黑路灯暗，但那年月北京城汽车不多，车速极快。老孙一个劲儿陪不是，我不解。老孙说，你爱人晚上八点多有临产症状，街坊打来电话，正好“上海”去首都机场接人没回来，没辙，只好用“南京”敞篷货车把你爱人送去医院。我一个劲儿苦笑，媳妇儿的命不好哟，大着肚子坐货车，我这个大老爷们儿倒坐了“上海”去妇产医院？！
二十三年后的今天，儿子已长大成人，我家与万千北京人家庭一样，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喜雨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儿子龙泉驾校考了本，老嚷嚷买车，我和爱人不同意，但最终拗不过，今年“五一”前，他舅舅帮忙，买回一辆二手的“富康”车，里外收拾装饰，侍候“富康”比孝敬我上心。我饭店工作之余，还兼职烹饪技校晚间授课。儿子说：“老爸，我开车送您上课去。”我道：“骑车才20分钟，我溜溜达达去吧。”我爱人起哄：“孩子有孝心，你就潇洒一回。”恭敬不如从命。晚上六点的课，5点半我们出了小区，一上大街，整条马路汽车为患，灰压压一片，前不见首，后不见尾，正赶上下班高峰，流量极慢，儿子不慌不忙，听着音乐，我探头看车外，低头看手表，那叫着急！6点了车才到菜市口，离技校还有一半路，我怒吼了：“非听你和你妈的话，开车上课。迟到了吧！”儿子一通儿安慰我，“别价，别价，老爸，咱们下回提前一小时出来，准迟到不了。”我哼了一声：“还有下回呀，打死我也不会坐了，今后我骑车，谁也别拦着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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